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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国富论》:自然自由体系尽管这本书的内容包罗万象,议论风发,才气横放,但纵贯全书的一个核心观念依然非常清晰。这个观念,就是斯密二十几岁在古老而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初执教鞭的时候悟出的自然自由体系,或说是自然自由学说。而且在斯密那里,这个观念并不限于经济学这门关于财富的新学科,在发展相对成熟的伦理学与法理学中,自然自由体系也同样重要。换句话说,在斯密自成一体的宏大构思中,自然自由原理处于主导性位置,宛若太阳,其引力与光芒辐射开来,整个太阳系围绕这个轴心运转不息,井然有序。那什么是斯密的自然自由体系呢?首先,斯密把个人自由看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天赋权利,认为在政治修明的社会里,个人的自由选择可以自发形成一套经济、社会与伦理秩序,带来进步与繁荣。就经济生活而言,支配个人劳动权与财产权的自由,是构成商业繁荣与经济进步的基石,政府一定是有限政府,它正当的职能仅限于为市场运作提供必要的司法正义、和平环境和一些公共设施。自由竞争的市场可以有效地协调商业社会里的生产与贸易活动,让国民增加财富。所以,《国富论》这部著作就是围绕自然自由这个观念,系统交待商业社会里财富的实质、创生、交换与分配。不难理解,斯密极其看重自己的自然自由学说。回头去看,发展到今天,经济科学早已根深叶茂,分支众多,形形色色的观念与分析方法更是繁若星辰。就重要性而论,正如一代思想大家,美国经济学者詹姆斯·布坎南等人所强调的那样,斯密的自然自由原理依然是无可置疑地首屈一指。事实上,后世许多看似高深的华丽理论,究其精髓不过是斯密这一原理的变相表述、简单应用或者精致提炼。但是,以自然自由原理为主导,构建起政治经济学这门新科学的宏伟大厦,真是谈何容易!1764年初,刚过不惑之年的斯密陪伴年轻的巴克勒公爵游学法国,那年初夏,抵达偏僻小城图卢兹不久,斯密就写信给他的老朋友休谟,抒发自己羁旅的落寞,略带调侃地声称自己正“着手写一本书以消磨时光”。而真正的被时光消磨,是两年半以后,他返回苏格兰故乡科卡尔迪小镇,离群索居,黄卷青灯,潜心创作《国富论》,达六年之久。苦役般的漫长耕耘,令斯密身心俱疲,以至于大病,仿佛永无走出隧道之日。特别值得强调的是,斯密虽文才超群,自视甚高,却也非常自律,写东西至少要六易其稿,那时可都是手写呀。此后他又去伦敦苦心经营三年,才终于定稿,于1776年3月拆分成两卷出版这部书,厚达千页,堪称鸿篇巨制。 那么斯密是怎么呈现这个主题的呢?从整体结构上看,全书分为五篇。首篇篇幅宏大,从容交待生产与价值理论,紧接着是简短的资本理论篇。前两篇构建起斯密的经济学体系的基本框架。作为过渡,第三篇扼要追溯欧洲商业社会兴起的历史,顺势引入火药味十足的第四篇,系统地清算了重商主义。第五篇处理公共财政。把结构再细化一下看,《国富论》开篇就开宗明义,指明经济发展源于分工。他洋洋洒洒,罗列专业化的种种好处,提纲挈领点明分工深化与市场扩张的深刻联系,渐次引入生产、价值、分配与资本理论,将整个经济学理论体系建立在分工理论的基石之上。然后,作者突然换了笔调,旁支斜出,插入一个仅占全书百分之五篇幅的历史短篇,以城乡分工与市场深化的互动为轴线,大开大合,讲述罗马帝国衰落之后西欧封建庄园制之兴衰,还有近代工商社会的风生云起。有了这段宏大的历史背景作为铺垫,作者在第四、第五两篇从理论与历史双重角度,系统清算重商主义,从容梳理优良税制与政体何为的重要议题。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的许多经济学家看来,《国富论》一个格外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将劳动分工及其与市场的关系放在核心地位。实际上另外一个在斯密看来十分重要的思路,是时隐时现、贯穿全书的历史法理学说。斯密晚年多次向朋友提起,他已经盘算了好几年了,打算写本大部头的法理学著作,系统论述他本人的历史法理学思想,但是后来因为精力衰退,包括丧母之痛,没能够完成。虽然后人没有机会拜读斯密完备成熟的历史法理学说了,而这套学说也不适合在以国民财富为主题的《国富论》中讲太多,但是它的其基本洞见还是让斯密的分工与市场理论有了极其宏大的历史视野与广阔的论述空间。如此宏伟深邃的经济学著作,古往今来,再也找不出第二本了。